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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的信仰就是手板声

2017-06-26 张敞 北青艺评


对没有信仰的人来说,信仰也许是可有可无的东西。可是张扬导演的新电影《冈仁波齐》却给出了一个善良完美的答案:信仰就是生命本身。

这部电影和导演之前所有电影的风格与调性都不同,创作手法也迥异。电影117分钟,用非职业演员、全说藏语、类似纪录片的手法,讲述了普拉村四个家庭的十二个人(算上腹中的胎儿),决定去神山“冈仁波齐”朝圣的过程。

这是典型的公路片。希腊神话里的奥德修斯(拉丁名:尤利西斯)历经十年回到故土,这批人也是靠2700公里的磕长头来完成他们对精神故乡——冈仁波齐——的回归。

朝圣过程中,他们磕长头,风餐露宿,历尽艰难。等他们终于到达神山的时候,电影也就进入了尾声……

朝圣的队伍中,一个老人,一个孕妇,一个屠夫,一个觉得命运不好的中年人,两个孩子,几个面目不甚明朗的丈夫或妻子——这是个自带“戏剧性”和“仪式感”的组合,像一个村子的缩微版。放在其他导演手里,凭此一定会创造出骇然的激烈场景,或形式主义的美学,然而张扬却只保留了他们生活本真的一面。

大多数时间,镜头给他们的是中景和远景。我们很难看到主角面部的幽微表情。没有面具化的人物。他们的真实情感全靠自然流露。他们用看似不起眼的行动,组合成了一系列令人记忆深刻的动人画面。

磕长头,一跃而入,如鱼儿钻进海里。男人们更漂亮,还会滑行一下,女人和孩子就是扎实地做完每一次;

没有了车头的拖拉机,大家艰难拉上山。放下车他们再走回去,一路磕头上来……惊人的质朴。

电影的叙事方式是线性的,没有任何插叙、倒叙和补叙。非常纯粹和干净。镜头语言也朴素、克制、内敛。

正是用这样的美学观,导演拍出了很多藏民的单纯、美好与善意。

比如村民们先是被一个工地的工人请来喝茶,后来他们自己在歇息时,也请一对牵毛驴的夫妻来喝茶。喝茶的丈夫告诉他们,他把毛驴看成家里的一员,为了让它能顺利到达拉萨,他老婆自己来拉车。到了布达拉宫,他会剪一撮驴的毛供在佛前;

比如村民们放过那个撞车的人,只因为车里有病号,不管这样的动作会给他们的未来行程带来多大的困难;

比如村民们住在别人家里,第二天就会主动替人耕地;他们还会主动请一个单独露宿的藏民住进他们的帐篷。

这几场戏如果用力拍,就会陷入虚假或滥情。


不仅群像如此,《冈仁波齐》放映15分钟后,我们看到一个人灵魂中的挣扎,也被平静简约地描述。

夜晚时分,头上扎着红绳的藏民一路摇摇晃晃地在雪地里走,他喝了酒。不久,他斜倒在路边。骑马的藏民头发蓬乱,路过看到,下马把他扶起来,笑着攀谈一路向前走。

“又喝酒了?”他回道:“喝了一点儿。”

等他们走进了家。“你把钱都用来买酒了?你不想想你的家庭。”扶他的藏民说。

“我杀了很多牦牛,我心里害怕。喝酒让我舒适。我今天去了尼玛家,他们要去圣山。我也想去,赎我的罪。”

这样的故事显然经过精心设计,反映出来却是平平淡淡。它同时告诉我们信仰是如何与他们的生存和平相处的,那就是不停地锻炼自己的内心。

拍摄西藏题材影片的人经常会陷入美景的诱惑。张扬对于318国道沿途的景色却并不关心。镜头从未过度渲染过它们的美。大雨、大雪、浓重的山间雾气,它们只是主角的背景和他们需要克服的困难。

人在山间行走,是一串省略号,几个黑点。当它全景展现时,不是为了给观众一个美好的画面,而是告诉观众,面对似乎无垠的空间,他的角色非常渺小。

他们在高速路边扎起帐篷,在蓝黑色的夜晚里,帐篷顶冒出白色的烟,他们诵经。此时大卡车在他们身边呼啸而过。别人自别人,我自我。


在这部片里,音乐也几乎没有,全是自然的声音——诵经声或磕长头时手板敲在地上的响声。也许在有信仰的人心中,信仰就是一呼一吸,就是五体投地,就是一种凝视,就是那一下一下响不停的手板声。

电影中有些镜头给人制造了紧张感或期待感,也让我们看到“纯粹的人”与这个世界的关系,以及他们如何处理变故。

大雪中,轰隆隆的大卡车开过,你很担心会不会有人被撞。然而不过几分钟,你的担心就打消了。天气开始明朗,导演用镜头告诉你没有什么意外;

路途中,所有人在一条小溪前停下了,大家在站在那里商量。最后他们决定脱下衣服,磕过这块水面。这简直是一场游戏,所有人的幸福来自于水里的那几下。他们都笑着。看的人却觉得想落泪;

拖拉机在路上被人撞了,他们不得不卸下车头,拉着它上山,此时他们唱起了歌。

“我往山上一步一步地走,雪往下一点一点的下,我们都是一个母亲,但我们的命运却不一样。命运好的做了喇嘛,我的命运不好去了远方。”


这让人联想起小津安二郎电影里经常出现的一群人坐在酒馆里,或者围坐餐桌前唱歌。歌里诉说着命运的不平,然而他们却是笑着。这部电影中不光没有反面人物,角色连反面的情绪都没有;

孩子的降生和老人的去世,这本该是旅途中的大事。镜头却自然主义、朴素。肚子疼,就去生了,生得有点难,可是是正常的生产。早晨醒来,杨培爷爷平静地躺在被窝里去世了,大家就去请喇嘛,为他念经。伙伴们没有过度惊慌,也没有过度的悲伤,他们从容地面对生,从容地面对死。世间的一些大事,都那样自然的在这群人身上发生着;


到了拉萨,还有1000公里,他们已经没有了去冈仁波齐的钱,大家就去结结实实地打工,赚路费。没有抱怨。他们在拉萨的夜晚也出来磕头——只因为替人磕十万个长头可以免掉两个月的住宿费。

昏黄的灯光里,在深夜无人的拉萨街道,他们一个个长头磕过去,像一种不明的虫子在爬,满街响彻他们独有的音乐。寺院紧闭的门前,他们也曾站起来歇一下,在门口看一眼。镜头拍他们模糊的背影,导演不让我们看到他们的脸。

记得他们刚来到拉萨,隔着江水,镜头也是这样拍他们看着布达拉宫的背影。导演令我们看到他们活得如此豁达和真实。好像他们的心中本来就有一个布达拉宫,现在不过是再见。

大悲大喜,也都是无言。导演的思维体现了一种出于平视心和对于人性了解的郑重。

刚才说到的前者——用技巧创造的紧张感或期待感——不妨认为是导演的一些小技巧,这让电影可以在一个较好的节奏中行进,并使观众有所期待——虽然最终都因为导演的“反戏剧性”和“反高潮”让期待落了空。

后者——藏民与世界的关系——则是导演老老实实讲故事得到的自然收获。当然也取决于他高超的剪辑和选裁。

总之,这些藏民们过得如此简单,简单地让看电影的人莫名地要起敬意,因为觉得自己做不到。他们又像一座无名的山,毫不起眼,然而静默如神。你只能坐在他的对面,呆呆地看,默默地震动。

看完电影后,我曾问一个结交十几年的喇嘛朋友鲁茸菊面。他九岁时就在香格里拉的松赞林寺(又称作小布达拉宫)出家。

“那些磕长头去西藏的藏民,回来后如果没有改变之前的命运,会不会动摇他们的信仰?”

“不会的。”他说,“为众生而修,为来世修。”  

“可是来世并不确定啊!为什么对一个不确定的事情,大家从不会怀疑。”

“哥,你不懂这个信仰的根。所以会说不确定。你不在这个环境里,所以会怀疑。”

“理解你所能懂的,以及你不能懂的。”也许这才是“理解”一词的奥义所在。此时我想起艾米莉·狄金森的一首诗。

“这世界没有结论/一个物种伫立远处/无形,似音乐——/但确定,如听距——/它召唤,它迷惑——/哲学——不可知——/并通过一个谜,在结尾——/卓识,一定要去——/猜测,难倒学者——/为了获得它,人类承担/世代的轻贱/而受难,显现——/信仰跌交——欢笑,嘲戏——/羞愧,如果触目即是——/采摘证据的嫩枝——/询问风向标,方式——/许多手势,来自布道坛——/哈利路亚声声震动/麻醉剂无法息止,牙齿/将灵魂啃噬——”

“磕头好,磕头长见识”,片中的妈妈对女儿说。

冈仁波齐可能就在那里。

撰文:张敞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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